唐朝的建立，虽然唐高祖李渊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开国皇帝，但在许多人心目中，唐太宗李世民也有着类似的开国皇帝形象。这不仅仅因为李世民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，还因为他在大唐王朝建立过程中，确实作出了显赫的贡献。在唐朝的初期政治格局中，李渊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，负责治国理政，而李世民则是战争中的主将，四处征战，为大唐的崛起铺平了道路。公元617年，唐高祖李渊在晋阳（今太原）起兵，标志着李唐政权的诞生。
根据传统的历史记载，李渊并未在一开始有打天下的打算，晋阳起兵背后的策划，往往被归功于李世民与他的谋士刘文静。两人设计让李渊留宿隋炀帝杨广的离宫，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等同于给李渊断了退路，是背叛行为。因此，早期史学中，李渊似乎只是李世民的一颗棋子，几乎是被动地响应儿子的政治决策。然而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逐渐改变了这一观点。通过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的记载，李渊被认为才是真正的决策者，李世民则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。李渊在晋阳起兵的谋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李世民虽勇猛，却并非最大决策者。
展开剩余75%虽然李世民在很多历史叙述中，似乎因玄武门之变而被赋予了更多的荣耀，但如果剥去夸张成分，他依然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功不可没。李世民并非晋阳起兵的主谋，但他无疑在当时担任了一个关键角色。李渊指派他去各地募兵，李世民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，迅速集结了数千兵力。在起兵之初，李世民的表现堪称非凡，迅速占领西河，打破了隋朝的阻力，为李唐政权的发展铺路。当李渊在关中遭遇隋军反击时，李世民甚至在父亲面前痛哭谏言，迫使李渊改变决策，避免了兵败的危险。
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后，并未安于享乐，而是立即投入到统一全国的战争之中。武德元年，李世民出任大元帅，经过多次战斗，最终平定了陇右地区的薛仁杲政权，为大唐的统一打下了基础。随后，他又接连平定了宋金刚与刘武周等地方割据势力，逐步清除了西北的威胁。至武德四年，他又率军攻破了洛阳，斩杀王世充及其援军，逼迫敌人投降，为大唐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李世民的战功逐渐被朝廷认可，他的封赏也不断上升。尤其在武德四年的洛阳之战后，李渊为李世民特别设立了“天策上将”这一前所未有的职位，这一职位不仅仅象征着李世民的功勋，更加赋予他空前的权力。天策上将是当时最高的军事职务，位居文武百官之上，仅次于皇帝和太子，李世民因此能够享有独立设置官署、招募自己的亲信等权利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体系。
李世民不仅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，更在治国理政上具有超凡的眼光。他不仅关心国家的物质财富，更注重挖掘和任用人才。无论出身高低，李世民都毫不犹豫地吸纳人才，以充实自己的实力。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便是在他手下获得了极高的职位，并且忠诚于李世民终老。同时，李世民也吸纳了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一大批能人智士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。李世民的政治、军事资本积累到了一个无可匹敌的高度，形成了对太子李建成的潜在威胁。
随着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增强，李建成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。李建成作为李渊的合法继承人，拥有名正言顺的继位权，但他的支持力量和人望相较李世民显然逊色。两人的争斗逐渐演变为一场权力斗争，而李建成为了保住太子之位，开始加强自己的军政资源。李世民则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手腕，逐步逼近李建成，最终在公元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之变，彻底改变了唐朝的继承格局。
玄武门之变的成功，使李世民不仅登上了皇位，更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。这场政变的胜利并非仅仅因其军事优势，更多的是李世民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与果断行动。在这场宫廷斗争中，李世民凭借自己在兵权与人望上的积累，成功逆袭，最终走上了皇帝的宝座。而李建成，则未能预见到李世民这一突如其来的反击，最终为自己的政治失误付出了代价。
总之，李世民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。他不仅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，更通过政治手段和果断的决策，最终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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